的介绍：

  本文采取抽样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中部地区河南省禹州市为案例，通过对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乡镇及村庄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差异、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空间差异等做多元化的分析，提出城乡空间重构的基本模式，为中部地区城镇化理论和实践提供基础研究支撑。

  通过居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意愿两项核心指标的统计结果能明显得出，未来禹州市的城镇化将主要是在县域内完成，即以本地城镇化为主，异地城镇化为辅，并且县城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载体的关键角色，将成为未来县域内吸纳人口的最大载体，这一点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表现出高度的吻合。随着目前河南省“产业向县城产业集聚区集中”政策的推行和县城产业集聚区、特色商业区的推进，县城未来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持续增强。通过运用三元思维分析得出，其中城镇化人口大多数来源于于村庄，同时，研究之后发现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镇区居民（图1）。

  通过居民整体居住与就业意愿选择比例分析，镇区比重并不高；而且进一步分析镇区居民和村庄居民城镇化意愿，镇区居民具有更为强烈的城镇化意愿，甚至高于村庄居民15%，这是以往研究中尚未关注过的。能预见未来镇区也将会有大量人口流出，虽然部分乡镇具有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吸引能力，但总体上镇区在未来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部分乡镇未来存在停滞甚至衰退的可能，这与东部高度城镇化地区关于乡镇地区的研究有着非常明显差异，表明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有别于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印证了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用实际数据做了有力支撑。鉴于此，中西部地区有必要适时地推进撤乡并镇战略，培育部分发展的潜在能力巨大的核心城镇发展。

  村庄地区人口是净流出，大多数流入城区，少部分流入乡镇，仍有一部分人选择留在村庄，能预见村庄发展的新趋势是逐步缩减，但是仍有部分村庄将长期存在。必须清醒地认识一点，城镇化意愿不能等同于城镇化能力、城镇化决策行动；必须正视城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盲目地拆迁与合并都不可取；核心在于认识居民的核心诉求，合理有序地引导。村庄发展重点应以整治完善为主，加强设施的配置和合理引导，着重整体环境的提升，走特色化道路。尤其是对于留守村庄人口根据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等特征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设施的配置；对于具有生态、文化、旅游特色的村庄应鼓励特色化发展，使乡村更像乡村，留住美丽的乡愁。

  “中心城市—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五级垂直城乡体系是传统农业社会封闭状态下的产物，是基于职能规模等级的序列体系，而现今应更主要的是突出功能的特色化、扁平化的分区分工合作体系，呈现扁平化、网络化、多元化、互动化的全方位立体型的城乡空间功能分区式格局，不再是传统的垂直化、层级化、单一化、单向化的城乡空间等级体系式格局（图2）。因此，以“三结构一网络”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城乡总体设计也面临转型，传统城乡体系中中心村、一般镇的作用将逐步弱化，而县城、重点镇、村庄将会变得更加稳定呈增长态势；传统的三大结构中职能结构向功能结构转型、规模等级结构向规模扁平化结构转型、空间结构向空间功能分区转型。而对于村庄之间垂直分工关系不再存在，应该弱化或取消中心村序列，着重村庄分区分类，突出特色化发展。

  县城作为未来县域城镇化的核心载体，整个中心城区的规模将逐步增大，使得人口、产业在县城高度集聚。县城的辐射功能将呈现几何倍数增强，尤其随着信息化、网购的流行普及，汽车、电动车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的普及，农村土地流转、土地确权、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逐步缩小；同时，农村生态环境良好、居住条件空间宽敞优越、城市环境生态较差、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会对城市居民形成较大拉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此几项的比较中，能预见在未来城乡的频繁互动中，整个县域内的生活圈半径在逐步扩大，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生活要素在县域内的流动将会更加频繁，传统的村与村之间、村与镇之间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村庄与县城之间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甚至会强于传统的村庄与村庄、村庄与镇区、镇区与镇区之间的联系。

  基于居民意愿调查分析，乡镇区居民有着非常明显城镇化意愿，甚至强于村庄居民，表明镇区处于更为动态的变化过程，有着非常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镇区并不是城镇化的最终形态，未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镇区居民与村庄居民无论就业，还是推力、拉力影响因素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应对镇区和村庄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引导，优先配置教育、医疗、交通等共性的需求，依据镇区居民与村庄居民不同的需求差异，分别依次配置各自所需的设施（图3）。同时，对于镇区未来坚持审慎地发展和确定规划规模，不适宜规划太大，而更多是强调设施与服务功能的完善，应以存量规划为宜，部分地区采用增量规划，个别地区甚至考虑采取减量规划。

  由于自然地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体系、空间区位、资源禀赋、生活方式与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即使同一县域内也存在很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空间功能分区显得十分必要，城镇化政策制定中不能一刀切，应科学合理地确定相应的空间功能分区，依据不同分区确定相应的空间功能定位、分区组织、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针对性的设施配置及相应的城镇化发展政策。

  对于不同乡镇应采取分类发展引导措施，大规模地允许各乡镇和一刀切地禁止乡镇和村庄发展工业的做法都不可取，允许和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乡镇，在规划中可优先考虑适度扩权强镇，给予乡镇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尤其是条件优越的乡镇应鼓励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发展成为具有小城市规模的功能单元；部分乡镇演化为服务周边村庄的功能单元；部分乡镇甚至逐步衰落为村落社区功能单元。

  本文尝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县域城镇化的视角和方法，更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一样的地区城乡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尤其有利于辩证的区分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不同，以期能更好地指导各自地区城镇化的科学合理有序发展，并对预测不一样的地区人口与城镇化水平也有一定帮助。

  研究表明村庄居民与镇区居民之间城镇化意愿特征存在比较大差异；城区、镇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承担角色有较大的差别；不一样区的城镇化特征也各异。因此，一刀切式的城乡二元结构研究视角需要向“城—镇—村”三元结构转变，应该更深入具体地制定城镇化政策与发展策略。研究表明中部地区城镇化模式不同于东部，应积极探索中部地区自身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本次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案例选取上需要更广泛，通过多个案例进行更多样本的研究验证，从而获取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影响因素上需要基于乡村居民与镇区居民更为具体多样的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尤其是个体特征差异的分析，比如村庄区位、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多层次的对比分析。此外，问卷数量有限，应收集更大数量的样本来做多元化的分析验证，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本文采取抽样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禹州市18个镇4个乡全面展开。

  从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来看，禹城市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强烈，其中51%的居民倾向于搬迁至禹州市区居住，中心城区成为居民城镇迁居意愿的最大载体，13%的居民具有迁居许昌市区的打算，仅有13%的居民倾向“保持目前状态，不愿进城或社区生活”，而居民迁居“安置社区”的意愿仅占9%，这在某一些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运动举步维艰。从居民就业空间选择的意愿来看，35%的居民倾向在本县城就业，23%的居民选择在本乡镇就业，仅有14%的人选择倾向省外就业，说明县城和乡镇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增强，这与河南省实施的产业向县城集中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随着禹城工业化进程向纵深推进，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将持续提升（图1）。

  从“吸引—阻碍”两个维度研究居民城镇迁居的影响因素，调查的最终结果表明，城镇对居民迁居的吸引要素是多元化的，其中：73%的居民看中城镇“方便的购物、就医和就学”，60%的居民选择了“干净的街区和生活环境”，56%的居民选择了“便捷的交通出行”，说明城镇优良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是吸引居民城镇迁居的重要吸引力。而从阻碍居民城镇迁居的因素来看，稳定的收入、住房保障和就业困难成为居民城镇迁居最大的阻碍因素，而户籍对居民城镇迁居的阻碍则表现得不是很突出，说明解决就业岗位和提供住房保障是可以推动居民迁居城镇的重要抓手（图2）。

  以往研究中极少关于乡镇居民与村庄居民的对比研究。从乡镇与村庄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来看，乡镇驻地居民比村庄居民城镇迁居意愿更为强烈，仅有4%选择留在现状居住地，选择迁往禹州城区的比例高达64%，迁往许昌市区的13%，而村庄居民有20%选择不迁居城镇，39%选择迁往禹州城区居住，镇区选择比例仅为14%，可见镇区对村庄居民的吸引力并不十分明显（表1）。

  从乡镇与村庄居民的就业空间选择意愿来看，无论是乡镇区居民还是村庄居民，本地城镇化意愿强烈，选择禹州市和本乡镇就业的比例分别高达63%和54%，选择许昌市就业的占比分别是22%和14%，禹州市区成为就业选择的首选，而村庄居民选择省外务工的比例也占有18%，说明其就业选择相比乡镇居民更趋多元化（表2）。

  数据分析表明城镇对于村庄居民的吸引力明显大于镇区居民（图3）。同时，镇区居民和村庄居民都尤其关注购物、就医和就学，均居于各自选择比例的首位。村庄居民更是尤为关注，比例为80%，远高于镇区居民的选择比例，客观反映了乡镇和村庄在服务设施上的缺乏；同时村庄居民比镇区居民更为关注住房，比例为51%，高于镇区居民13%，反而不太关注就业。

  对于进城之后的困难预期，村庄居民要明显高于镇区居民，客观上反映了村庄居民对于未来城镇化缺乏某种安全感；其中“没有稳定收入”“住房无保障”和“就业困难”是两者共同关注的三个最主要方面，尤其是对于“没有稳定收入”两者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镇区居民的选择比例甚至还高于村庄居民1个百分点；而一致认为的“户籍难解决”则分别处于各自选项的最后。

  各乡镇对于居住地选择有很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尤其是与到县城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和自然地理特征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空间距离是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与县城通勤距离越短，选择县城作为居住地的意愿越强烈。西南部丘陵地区乡镇，如磨街乡、方山镇、文殊镇、花石镇，居民城镇化意愿非常强烈，绝大多数选择前往县城居住。对于选择镇区作为未来居住地方面，也表现明显的乡镇差异，比如范坡镇、朱阁镇、浅井镇、郭连镇等乡镇居民有相当一部分比例选择镇区作为未来居住地，这类乡镇都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农业型乡镇。对于村庄作为居住地的意愿选择具有很明显的空间分区特征。其中西南部、西北部丘陵地区乡镇和城郊乡镇居民离开村庄的意愿尤其强烈，几乎没有居民选择留在村庄；与此对应，北部山区和南部部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乡镇则有相当部分的村民选择居住在村庄，如浅井镇、无梁镇、鸿畅镇、小吕乡、朱阁镇（图4）。

  综上所述，首先，各乡镇居民对于就业地选择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递进规律，与到县城空间距离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如火龙镇86%的居民选择到县城就业，而如磨街乡、浅井镇、方山镇距离县城较远，选择到省外就业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乡镇，而郭连镇、火龙镇、方岗镇距离县城较近，居民绝大多数都选择本县内就业，很少选择到省内其他地方或省外就业。其次，与各乡镇产业体系，尤其是与非农化水平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即非农化水平越高，就业地选择距离越远，比如小吕乡、范坡镇、褚河镇，虽然距离县城较近，但都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型乡镇，因此，居民中有很大比例选择到省内其他地方和省外就业。此外，居民就业地选择与本乡镇产业发展水平和基础具有密切关系，比如神垕镇，以钧瓷为特色的陶瓷产业非常发达，吸引了本乡镇绝大多数居民和周边乡镇居民前来就业，几乎没有外出务工人员。

  首先，城镇吸引要素对于各乡镇影响程度上表现出很明显的距离负相关性，即距离县城越远，对乡镇居民的吸引强度越强；反之，距离越近，吸引强度则越弱，通过各乡镇居民对各类吸引要素选择比例上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种递进演变趋势。其次，与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吸引要素对乡镇居民的影响强度较弱，反之亦然，代表性的乡镇如神垕镇、顺店镇、古城镇等。第三，与自然地理因素关系明显，尤其是山地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比如“方便的购物、就医和就学”选项，丘陵地区乡镇如磨街乡、文殊镇、无梁镇居民显然比其他乡镇居民对此更为关注，而朱阁镇，苌庄乡居民对此则显得不是太关注，比例仅为29%和33%；又如“交通出行”选项，方山镇、浅井镇、磨街乡居民显然更为关注，而古城镇、小吕乡、朱阁镇居民对此则并不关注（图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51278265）、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编号：2015M570076）资助。

  李俊鹏，广州市科城规划勘测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首席技术官，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