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介绍：

　　1940年，南京大街上，一位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走在人群中。他脚下踩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举止优雅从容，与那些忙碌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路人们不禁多看了几眼，这样气质不凡的人物，身份绝不会简单。然而，谁能想到，这位看似风光无限的汪伪政府高官，竟是的地下党。他就是李时雨，一个在敌营潜伏十余年的特工。

　　1934年，李时雨刚从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做“卧底”。他的任务很明确：利用自己的身份，潜入张学良的部队，影响东北军的思想，传播抗日的革命火种。别看他年纪轻轻，才二十几岁，却表现得沉稳老练。他很快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公馆警卫室的一名办事员，随后又被提升为中尉副官。

　　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军队内部矛盾重重。李时雨的身份，也随之面临威胁。东北军大批士兵和官员被裁撤，他也被迫脱离队伍，第一次潜伏戛然而止。然而，他并没有气馁，立刻向党组织汇报情况，随后接受新的指派，转战天津，进入伪满洲国的法院系统工作。

　　这一次的任务，更加凶险。伪满洲国的政权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下，还与地方势力勾结，形势危机四伏。为了不暴露身份，李时雨选择从一个小小的文员做起，默默观察周围的动向。他表面上兢兢业业工作，实际上暗中搜集情报，为党组织传递信息。在他的帮助下，多名被捕的抗日人士成功越狱，他还通过伪满内部的关系，为组织秘密运送了几台关键的无线电台设备。

　　但即使如此，李时雨的“卧底”之路仍充满风险。一次，他需要带着一整套拆解后的电台零件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他将零件小心装进箱子，又向伪满高层申请了一辆汽车作为掩护。通过过硬的心理素质，他成功骗过了敌人的盘查，把电台安全送达组织手中。这个电台，为地下党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也让李时雨逐渐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

　　时间来到1939年，汪精卫公然投敌，伪政权逐渐成型。组织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向，指示李时雨转战南京，潜入汪伪政府核心机构。初到南京，他并没有立刻进入高层，而是通过个人的交际手腕，先结识了一位关键人物——的朱晶华。这位元老级人物，对李时雨颇为赏识，不仅介绍他加入，还推荐他担任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

　　李时雨的官职迅速提升，逐渐进入汪精卫和陈公博的视野。他被任命为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成为伪政府高层中的一员。这个身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伪政府的核心机密，他利用这些便利，将大量关于日军部署和伪军行动的情报传递给我党。这一些信息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抗日作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甚至让陈毅感慨地说：“有了这些情报，等于多了一个师！”

　　随着汪伪政府权力的扩张，他在其中的位置也慢慢变得关键。1940年，在陈公博的提拔下，李时雨被任命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直接参与伪政府的核心事务。但同时，也让他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滋味。

　　在这个位置上，李时雨的权限极大。他掌握保安司令部的军政情报，还直接负责管理伪政府的核心。凭借这一便利，他成功将许多关于日军行动和伪军部署的重要信息送到党组织手中。这些情报，帮助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次次化险为夷，还多次破坏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他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1941年，汪伪政府内部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试图揪出潜伏的地下党成员。许多同志因为身份暴露而牺牲，李时雨也险些被牵连。他急中生智，主动要求加重对自己部门的清查力度，同时亲自整理并上交了一批“问题文件”，向上级表明自己绝无嫌疑。这一招不但成功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还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汪伪高层的信任。

　　随着时间推移，李时雨的地位越发重要。他慢慢的变成为汪伪政权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得到了陈公博的赏识，还受到了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的器重。周佛海甚至安排他兼任军法处处长，协助处理汪伪军警系统的大量事务。在这一时期，李时雨集党、政、军、警各方面的权力于一身，能够说是汪伪政府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汪精卫去世后，伪政权内部更加混乱，而李时雨仍旧游刃有余。他继续稳固自己的地位，甚至得到了日本军方的嘉奖。

　　但正因如此，他的身份暴露风险也与日俱增。日军方面多次发现，新四军的行动能够提前获悉伪军的扫荡计划，开始怀疑汪伪内部存在我党间谍。而陈公博和周佛海等人，对李时雨也表现出几分防备。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没办法怀疑到这位表现得一丝不苟的“心腹”身上。

　　官职越高，压力越大。李时雨开始时常感到不安，他多次向党组织报告，希望可以退出伪政府，转而去根据地从事其他工作。然而，每次组织的答复都非常一致——“继续潜伏，官越大越好。”为了坚定他的信心，党组织甚至安排他的妻子孙静云前往根据地，与许建国面谈。领导的指示简单而明确：“放宽心，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绝不能手软。”

　　这番指示，让李时雨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他更加全身心投入到潜伏工作中。1943年，他利用自己的职权，进一步扩展了地下党的势力范围。他将多名我党地下党员安插到保安司令部的各个关键部门，使得整个情报网更加隐秘高效。与此同时，他还秘密策反了一批伪军和警察，为新四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员支持。

　　不过，潜伏的生活从来不是毫无破绽的。李时雨在一次关键情报传递中，被日军情报部门发现了蛛丝马迹。这让他深感危险迫近，必须更加谨慎。他迅速调整策略，将自己伪装得更加彻底。表面上，他对伪政府的政策执行得滴水不漏，甚至公开批评抗日势力，以此掩盖自己的实际身份。这一切，都让他在敌人眼中更像是一个忠实的“汪伪精英”。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李时雨的身份风险也随之增加。1945年，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汪伪政权也逐渐瓦解。李时雨意识到，伪政府即将崩塌，而自己可能会因为“汪伪高官”的身份成为众矢之的。为保护自己，同时继续达成目标，他开始为身份转变做准备。

　　这一时期，他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策反了部分伪军和警察，并帮助地下党在上海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然而，就在起义即将开始之际，军统特务盯上了他。他不得不紧急叫停起义，并向党组织汇报敌情。然而，他的身份还是被敌人怀疑并锁定。

　　最终，李时雨在虹桥车站被军统特务逮捕。敌人对他展开了严酷的审讯，包括“压杠子”、“灌凉水”等折磨接踵而至。他却始终死咬住自己“只是汪伪政府的普通官员”，绝不承认自己的员身份。正是因为他的坚韧，敌人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实质性证据，最终只能将他以普通的“汪伪要员”罪名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

　　这次入狱，成了李时雨潜伏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然而，他从始至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战后，因为内战加剧，财政紧张，不得不释放部分囚犯。李时雨也因此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他立即转移到香港，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最终返回北平。

　　当李时雨带着15年潜伏生涯的满身伤痕，重新再回到党的怀抱时，亲自接见了他，并感慨地说道：“你一个人顶得上三个师！”李时雨听后百感交集，眼含热泪。这句话，是对他多年默默付出的最高褒奖。

　　李时雨重新再回到党的怀抱后，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组织高度评价了他在隐秘战线上的突出贡献。经历了十余年的刀光剑影，他终于脱离了敌营的桎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没选安逸，而是迅速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组织上根据他的特殊经历，将他安排在多个关键部门工作，参与政法、情报等领域的建设。他凭借丰富的潜伏经验，对新中国情报体系的初创阶段，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为新中国情报工作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工作中，他从始至终保持低调，习惯了隐姓埋名的他，极少提起自己过去的光辉事迹。甚至在一些新同事眼中，这位老干部性格内敛，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那些熟悉他故事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除了工作，李时雨始终心系家乡。他出生在黑龙江普普通通的家庭，少年时期目睹了家乡在战乱中的破败景象，这让他对家乡的发展和人民的疾苦格外关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年逾古稀，却仍不辞辛劳，为黑龙江的奔走呼吁。他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积蓄全部捐献，用于支持贫困儿童上学和改善家乡的基础设施。

　　1999年，李时雨在北京一家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1岁。他身处敌营，游走于汪伪政府、和日伪势力之间，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攸关的考验，却始终初心不改。如今，当我们回顾李时雨的一生，那些峥嵘岁月和艰难抉择，仍让人不禁心生敬意。